单个企业的力量通常是薄弱的，而如果加入某一个商协会，融入一个集体，自身层次就会提高，特别是担任一定的职务，比如说担任副会长、会长，其社会地位和美誉度都会得到提升。所以，商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名利场，其游戏规则充满江湖味。

商会分为政府主导和民间两个层面，前者以全国工商联系统为代表，后者以遍布各地的民间商会为主。政府主导的商协会的负责人，通常由上级任命，而民间商会的江湖，则是当家人以实力说话。

那么在民间商会江湖，谁来当老大？这不仅取决于企业资产有多少，企业家的影响力范围，更在于所在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有多高，所能够带来的益处有多大。

商会会长的益处，显性的利益不仅仅是担任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等职务，更多的时候，则是隐性的好处，比如对于资源的分配权、获得更多商机的机会等等。以至于有企业的当家人宁可花费600万元，也要去当商会的会长。

谁来当老大

李扬(化名)是某商会的理事成员，他曾经在两天之内参加六个饭局。对于他来说，这六个饭局他每一个都必须参加，甚至一个晚上跑了三个饭局。

李扬告诉《企业观察报》记者，在饭局上，请客者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资产都在数十亿以上，陪客则是当地政府官员。有市长、副市长、副书记、各局委办的领导，李扬知道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，但一切尽在不言中。 “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想当商会会长，请政府官员作陪，是在显示某种程度上政界的支持。”

一些商会会长的有力竞争者，会邀请商会会员企业的重要人物聚会，暗地里许下承诺，比如和企业相关的定单等等。而在公开场合，这些会长的参选者都表示会拿出数百万元不等的资金，以便更好地将商会的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。李扬知道，他们花出了数百万，未来将会拿到更多的回报，“恐怕不是几百万，而是数亿元了。”

不久之后，该商会公布了会长人选，除了一名会长之外，还有一名执行会长，六名常务会长，常务副会长12名。李扬认为，这么多的会长、执行会长、常务会长等等，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平衡。“都是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企业老板，大家在一个圈子里混饭吃，谁都不好得罪。政府层面也不好决定谁来当会长，谁是副会长，只好搞平衡，都是商会。”

李扬说，之所以有人愿意花费巨额资金也要去当商会，原因在于当会长、副会长等职务带来社会地位和形象提升，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有利的地位。他说：“商会会长的含金量体现在社会地位上。同时，比如说我是会长单位，在行业里就是龙头企业，政府会刮目相看。还会接触到更多的资源，包括市场资源和政治资源，会有更多的和你合作的商业伙伴，在竞争中就处于有利的地位。”

异地商会会长的竞争，被更为有实力的企业家所重视。据李扬所知，温州人为了在异地商会当会长，花几百万元的情况很常见。他说，“当会长就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体现，两地政府都会重视，在异地是商人的代表，政府要招商引资也会依靠你。这样会长就会和政府接触，如果政府有好的项目，会长当然会首先拿到项目，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也会提供一些优惠，例如说贷款、土地等。倒过来讲，在他的家乡就是一种社会地位。特别是异地商会担任会长职务的企业家，各地政府都特别重视，每次回来都是书记、市长亲自接见，会靠近更有实力的资源。而靠近权力、靠近资源，意味着巨大的利益，这就是为什么争着抢着当会长的原因。有些是直接利益，有些是间接利益，有些是无形利益，有些是有形利益。”李扬告诉本报记者，“在随后的当地政府开发项目方面，该商会的会长、执行会长等人物，拿到了，也是最多的项目，获益不菲。”

正因异地商会会长的含金量更高，竞争之时你答应捐款300万，我就敢拍出600万。

周德文告诉记者，在温州异地商会想要当会长的人，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一般会提出为商会多作捐款等等方法竞选。“比如说花几百万，都是花在商会的活动方面，我要当会长，就要为大家做出贡献。也因此会长基本上都是有实力的企业家才能够当，相比会长的隐性影响力，对于他们而言几百万元的投入并不算多大。”

当然，当选商会会长也需要论资排辈，周德文说：“论资排辈，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有钱的才能够当会长。但如果遇到几位都是有影响力的企业家，就会发生争着抢着当会长的情况。”

而在李扬看来，能够当选商会会长的人，不仅是资本雄厚，更多的时候也需要当地官场主要负责人的支持。“在我参加的那场饭局上，该市市长坐在主宾席上，他坐在那里不用说一句话，大家都知道把票投给谁了。”

三个星期之后，该商会进行换届选举，不出李扬所料，那位有市长坐镇支持的企业家，当选该商会会长一职。

政府管理的替代者

商会的江湖味，不仅在于“政商勾结”能获取好处。从另一个层面来看，商会也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替代者，一些地方政府也越来越离不开商会。商会担负着协调企业间、行业间、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重任，承接了一些政府做不到、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。

政府有时候会委托商会去协调一些事情。一位商会内部人士透露说，“尤其是在政府驻京办取消之后，商会也承担了一些原本是驻京办的工作。”他讲了一个事例，就在今年，差不多有20多个人来北京反映问题，当地政府压力很大，特派信访部门来京劝解。但来京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多，只有几个人，很难将人劝回去。眼瞧着事态逐渐恶化有失控的危险，于是当地政府市委书记给该商会会长打了一个电话，商会立即成立了60多人的应急小组，通过各种关系将来京反映问题的人找到之后，配合政府人员做工作，“当时劝回来18个人，只有两个人溜了，但后来通过各种途径也找到了。”

商会解决了当地政府的难题，同时，也在接待政府工作人员，和在京部委取得联系。另一位某省市在京商会副秘书长告诉《企业观察报》记者，他在今年两会期间，仅仅是接待老家政府的人，就花去了近百万元。“这些人不仅是来开会，还要在开会的间隙拜访各部委。之前在京的驻京办撤消了，那么又不能没有人来做一些事，只能靠我们商会。甚至有的人希望去中南海看一看，也需要商会出面，找关系进去转一圈。”

接待政府工作人员来京任务繁重，商会的几个会员企业，合伙在北京开办了一家中型酒店，吃喝住游购娱一条龙服务，专门接待老家政府的工作人员。“商会成为了第二驻京办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搞好政商关系，以便好办事。”

此外，商会还开始承担部分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与管理者的角色。

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，但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。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，一直不遗余力，耗费巨大的成本，但是效果并不明显。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，在自律与维权方面，商会可以充当政府管理之外的另一个市场与企业管理者。

比如，温州的劣质皮鞋、服装、眼镜、打火机曾经自相残杀，劣质打火机四处泛滥。打火机钨丝粗细度一般是11.5，温州打火机用的就是8，有的做到5甚至4，一烧就断。这些事情政府出面，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，也是很难有效果。

针对这种状况，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要求，如果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，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，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。当时有人提出来，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怎么办呢？一着急，大家就发了诅咒：“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，不是人生的。”“显然，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，温州人天生爱面子，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！

2001年11月12日，温州五金商会的锁具维权委员会成立。随之，发起举行“独立开发创新，决不模仿他人”大型签字仪式，制定了《锁具维权条例(公约)》，规定每月10日为维权日。国家专利局认为这是“对专利法的有益补充”。

对于商会在这方面的作用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[微博]说：商会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的社会，市场经济应该是三元结构，政府和企业间一定要有商会作为一个桥梁。商会的治理机制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，有人讲企业之间的纠纷往往是上法院不管，找政府不管，上门打架似乎不行，但可以由商会来解决。

微妙的政商关系

现代商会影响各地政经圈，其背后的隐性力量，是数量庞大的企业规模所带来的投资、就业等方面不可估量的影响，使得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商会，尤其是商会的作用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商会秘书长告诉本报记者，按照商会企业会员多少、产值、带动就业等影响力大小，一般的情况下政府给商会都会有一名人大代表、两名政协委员的名额配置。

而商会所担任的代表、委员职务，近距离地将诉求直接传达给政府主要领导。此外，商会在当地成立之时，大多数都会找籍贯同乡在政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当顾问，这些人的能量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候将“建言”直达高层，影响决策。

叶继潘所在商会的实际情况，证实了上述说法，他说：“在我们商会，每年政协委员的名额有两至三名，人大代表有一名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商会成员有接人大代表的，也有接政协委员的。” 叶继潘直言：“商会就是企业的娘家，以此为平台建立和政府的密切联系。”

周德文表示，温州民间商会在企业与政府间，发挥着“桥梁、纽带”的作用，代表企业向政府提出合理要求，争取合法权利；代表政府(政府授权或放权)行使权力，规范企业守法经营。尤其是在协调民营企业与有关行政机关部门的关系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尽量市场化的发展环境等方面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商会的立足点就是保持独立性。但这样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，其实也让商会经常行走在灰色地带与危险地带。除了和政府部门管理职能交叉难以界定外，商会尤其是异地商会在合法性等方面，目前还是存在一定的质疑。

比如异地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就属于这样的情况。比如说，一家温州的企业，又在其他城市投资，因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，政府善待外来投资者，当地会给有影响的商会安排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职务。但在温州当地这家企业也是有影响的企业，同样是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职务，出现了一个企业家在两地当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情况。特别是在温州的商圈里，商会的都是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大企业，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。

温州市民政局，本来民政部不同意成立异地商会，后来开了口子——要求控制到省一级，不可以办到地市级，但是实际中温州的异地商会大部分在地市级。 同时，各地商会通过相互考察、资源共享、会长联谊会等各种方式展开联系，有观察人士指出，这有可能形成一种商业垄断。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曾对温州商会做过考察。他指出，异地商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容易形成共谋——为了利润化，享有更大资源，采用集体定价。在国外有消费者组织和工会作为平衡这样垄断的组织，但是中国目前工会站在企业一边，消协作用有限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。对此，中国美国商会会长Charles M. Martin介绍说，在美国商会，可以势力很大，对国会影响很大，钱也多，而且活动多，但不能够形成垄断，这是法律不允许的。

有专家指出，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也变得越来越敏感。从历史来看，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别，商会与政府往往会发生冲突。时至今日这些矛盾还是存在。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、制度化，冲突就在所难免。

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，目前这个问题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。如果能够从制度上、合法性上为商会理清发展思路，那么这个民间组织就能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，取得更好的发展。

于是，目前各商会最关心的事情之一，是希望制定一部《商会法》，将他们的组织以及组织行为，真正纳入法律框架的约束与保护范围之内。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出台“商会法”还不现实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一位官员说：“因为整个社团都没有法，而行业协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”

对于微妙的政商关系，万通控股董事长 、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长冯仑曾有一个经典说法：“我们要崛起，首先是口袋崛起，而不是屁股蹶起，口袋崛起有力量，屁股蹶得高只会招致打击。”